“在医学上，‘妇人科’虽然设有专科，但在文艺上，‘女作家’分为一类，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，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。”在《书籍和财色》（首发于《萌芽周刊》，1930年2月1日）中，鲁迅先生这样写道。
鲁迅挖苦的是《真美善》杂志在1929年1月推出的“女作家号”，它开现代文学史先河，市场反响不错，但据编辑者张若谷自己统计，相关批评文章30多篇，以讽刺为主。
对这桩公案，学者费冬梅的《曾朴沙龙的文化活动》、谢维依的《从“女作家号”看文坛对女作家态度的分化》钩沉最为详尽。
用毕生积累“改革文学”
“那一次，是十七年（1928年）七月七日我在曾孟朴（即《孽海花》的作者曾朴，时年56岁）先生家里，同曾氏父子（曾朴与长子曾虚白）两位谈天，我恰巧译完了法国娄梅德Lemaitre著的《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》一文，因此大家就谈到了中国女作家的问题上去。孟朴先生本来打算在《真美善》杂志上出一个陈季同专号，我当时就不负责任随便地说了一句，提议出一个女作家号。”这是几个月后，张若谷自己讲述的“女作家号”缘起。
1927年，曾朴“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”，在上海开“真美善书店”，与长子曾虚白合办《真美善》杂志之外，还出版了80多本书。《真美善》意在译介外国小说。曾朴24岁入“同文馆法文班”学习，本想当外交官，3年后谋职未成，继而结识曾在法国留学的外交官、翻译家陈季同，在陈指点下，曾朴对法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。混迹官场20年后，曾朴于1926年辞官，立志“改革文学”，大力译介嚣俄（今通译为雨果），曾虚白说：“他（指曾朴）在嚣俄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。”“父亲这样努力译介它（指雨果的著作）也有在中国文艺界发生同样影响的企图。”
受雨果影响，曾朴倾向浪漫主义文学，试图扭转“五四”后形成的欧化文风。为推广自己的主张，他试图把曾家客厅、“真美善书店”办成法式文艺沙龙，很快便吸引了张若谷、邵洵美、傅彦长、赵景深、孙席珍、崔万秋等作家，号称“真美善作家群”。郁达夫、叶圣陶、郑伯奇、陈望道等也常去玩，但不给《真美善》写稿，该杂志以“反对口号化”为名，强调文字美，被丁玲称为“也不过比鸳鸯蝴蝶派稍胜一筹”。
深知“女作家号”的商业价值
两个月后，曾虚白突然写信给张若谷，表示同意出“女作家号”，并请张若谷主编。
张若谷（1905—1967年）原名张天松，字若谷，出身天主教家庭，毕业于震旦大学，21岁便受聘为教授，23岁时凭文艺评论、小品文成名。曾朴同意做“女作家号”，可能有两个原因。
一是曾朴希望沙龙能像真正法国沙龙那样，有个女主人，一度提议过陆小曼、王映霞（郁达夫的夫人）、苏梅（苏雪林）。显然，曾朴深知“女作家号”的商业价值。
二是1928年5月，邵洵美首次见曾朴，既为其“白头少年”的风采震撼，又想恶作剧，遂假冒18岁女中学毕业生给曾朴写信，自称“刘舞心”，最崇拜三个中国作家，一是曹雪芹，一是关汉卿，一是曾朴。曾朴还真回了一封长信，发表在《真美善》上。从笔迹中，曾朴可能猜出邵洵美在胡闹，他将错就错，回信内容全是介绍自己新译的《阿弗洛狄德》，等于做了个卖书广告。“刘舞心”后来又给曾朴写信，曾朴又趁机发了一篇软文。“刘舞心”事件提升了《真美善》的影响力，曾朴有意维持热度。
为拉来稿，四处磕头
“女作家号”的征文启事刚打出来，便遭嘲讽：“和斗方名士捧坤伶逛窑子有什么区别！”“暴露了他们色情狂的变态性欲的丑态。”
组稿不易，邵洵美称：“张（若谷）先生有一天慨然地对我说道：‘做编辑的人向作家拉稿子，好像孝子磕头！’”“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居然拉到了二十余万字的好作品，包括了三十几位的中国现代女作家，可算是神通广大，他到底磕过几次头，我们无从查考，但他用力之勤，却是很可以佩服的。”
向丁玲约稿时，丁玲直接回绝“不懂得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”，后又嘲讽道：“我卖稿子，不卖‘女’字。”冰心礼貌地回了约稿信，表示教学忙，没时间，却绵里藏针：“若有作品，不必人家，我自己会四散发表的。”
“女作家号”上冰心、庐隐、吕碧城的稿都是旧稿，实在凑不够，也收入病夫（曾朴）、若谷（张若谷）、崔万秋、邵洵美的作品，此外还有“舞心女士”，用的还是“刘舞心”的梗。
“女作家号”中苏雪林的稿最多，共7篇，苏雪林却大怒，特意发表了《一个声明》，称“以后无论间接直接都不许张（若谷）提到她的名字和作品”。一是张若谷捧苏雪林太露骨，且他的小说《黄昏独奏曲》“将苏雪林与沙龙中男作家的私下交往一一道来”，文坛疯传张若谷与苏雪林正热恋；二是“女作家号”刊载了女作家的个人照，苏雪林拒绝提供，张若谷就从她与家人的合照中，切出单人照。
从这本书开始，汇成巨流
“女作家号”赢得商业成功。据1929年2月18日《晶报》报道：“几家新文化书店的老板，都说这‘女作家号’一大堆安放在玻璃柜台上，倾（顷）刻而尽”，先后翻了3版，总印数达1.3万册。
“女作家号”定价八角，但奚苏称：“淡绿色的封面上题着的女作家杂志几个字，和一张婀娜多姿的李女士像片，使我鼓着勇气，用五角大洋把她交换得来了。”看来零售时有折扣。
大家都在挖苦：“人家出这个专号正为了‘女作家’三个字，有了三个大金字，谁还能和他竞争得了！”“大概是为《真美善》老板的荷包帮了忙吧！”可1931年7月，《真美善》便宣告停刊，“真美善书店”也关门了。看来，“女作家号”远没想象的那么赚钱。
1935年6月，曾朴去世，终年63岁。为纪念曾朴，邵洵美写了《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》一文，承认自己就是“刘舞心”。至于张若谷，该年完成近2年的欧洲游历，回上海当了《时报》的记者，他的《游欧猎奇印象》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其实，“女作家号”的内容颇可观，冰心、庐隐、苏雪林、吴曙天、唐蕴玉、白薇、吕碧城、方君璧、袁昌英、潘玉良、陈学昭……“可以说网罗了当时新文坛上大部分初有名气的女作家”，露丝女士的两篇散文被赞为佳作，光楣女士的《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》、庐隐女士的《畸侣先生》等，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。
1930年，左联机关刊物《大众文艺》曾打算“添设妇人栏”，1931—1935年，中国文坛出现了介绍、评论女作家热。“女作家号”有不足，但它毕竟让大众首次看到了女性写作的力量，由此汇成巨流，这使“女作家号”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一座里程碑。
文｜陈建新
编辑｜罗皓领
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6年3月11日A10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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